嘉靖之后是谁继位_裕王，嘉靖之后是谁继位_裕王之子？

公元1524年8月19日，明世宗嘉靖三年农历七月二十，北京紫禁城午门广场。大明王朝历史上，不对，应该是中国历史上，恐怕还得是全世界历史上，规模最大的一次“集体打屁股”正在上演。134名大明王朝五、六品的官员们，正在史无前例的接受集体廷杖。而在高高的午门城楼上，正一脸阴霾地注视着这一切的是一位17岁的少年，他就是著名的“化学家”、“伦理学家”、“非典型异食癖患者”、“文字游戏重度爱好者”、“资深猫奴”、“行走的金丹”、“中国皇帝工作服创造性的改革者”：万寿帝君、忠孝帝君明世宗嘉靖皇帝。

其实，这位嘉靖皇帝能够荣膺九五，成为一朝大明天子，完全是出于历史的偶然。公元1521年，明武宗正德十六年，周岁还不到30岁的正德皇帝意外染病驾崩，没有留下任何子嗣。再加上正德的父皇明孝宗弘治皇帝，就只有正德这么一根独苗。所以孝宗一系就此绝嗣，大明皇位，还得另觅他人。按理说呢，这正德皇帝驾崩，没有后嗣，应该给正德皇帝立嗣才对。正德没有亲兄弟，所以血缘关系最近的应该是他的堂侄子，也就是明宪宗成化皇帝的曾孙：正德帝六叔益王朱祐槟的孙子、崇仁郡王朱厚炫的长子朱载增。

可是这时候，真正掌握了正德帝身后大权的内阁首辅、吏部尚书杨廷和，他心里却有了一些其他的想法。当然，这杨廷和可能真的是出于公心，因为作为成化帝唯一的一个曾孙，朱载增小王子当时虚岁只有五岁，这要是承继大统，万一夭折了，可就麻烦了。不过更有可能的，还是老谋深算的杨首辅，对于这位候选人的身世不够满意，因为当时朱载增的父亲和祖父都还活着呢。

所以在这大明王朝的近支皇族里寻觅了一圈，杨廷和就发现了一个“天赐人选”：正德帝四叔兴献王朱祐杬的儿子–兴王世子朱厚熜！也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嘉靖皇帝。

当时的朱厚熜只有15岁，他的父王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。而且和朱载增的爷爷益王还有两个同母弟在世不同，兴献王的所有同母弟都已经去世，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子嗣。因此，相比于“枝繁叶茂”的朱载增，还是“形单影只”的朱厚熜看起来更好控制。

或许正是出于这种错误的感觉，杨廷和最终选择了朱厚熜，而不是朱载增，成为了新一代的大明天子。然而事与愿违，这位看起来孤苦无依的黄口孺子，其实是大明朝乃至于中国历史上都罕见的政治天才。

作为藩王次子，朱厚熜从小没有接受过任何关于治国理政的教育，但是年仅15岁的朱厚熜，在接到了请他来北京继承皇位的遗诏之后，就立刻迸发出了超人的政治天赋。朱厚熜刚到北京还没进城，杨廷和派来的礼部官员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，迎接朱厚熜的礼部官员要求他按照皇太子继位的仪程继位，结果遭到了断然拒绝。

朱厚熜拿着杨廷和代替正德帝所写的所谓遗诏，指着上面“即日遣官迎取来京，嗣皇帝位”这句话，告诉前来迎接的礼部官员们，他来北京是来当皇帝的，不是来当太子的。最后还是由正德帝的亲妈、弘治的皇后张太后亲自出面调解。最终，朱厚熜按照皇帝的规制，从北京正门正阳门进城，由紫禁城的正门大明门入宫。在拜见了张太后之后，当天就在奉天殿，也就是今天北京故宫的太和殿登基继位，这就是嘉靖皇帝。

其实一开始，内阁给新皇帝拟定的年号是“绍治”，“绍”就是继承的意思，而“治”指的就是新皇帝的伯父、正德帝的亲爹明孝宗弘治皇帝。和试图让嘉靖帝以皇太子身份进城入宫一样，这个年号也暗含着嘉靖帝过继给弘治为后嗣的意思。比如后来南明的隆武和绍武，他们年号里的“武”指的就是大明开国君主明太祖洪武皇帝。这也是隆武和绍武直系祖先之中，唯一一个当过皇帝的人。类似的还有后来清朝的末代皇帝宣统，他的年号“宣统”也有“继承宣宗法统”的意思。而清宣宗道光皇帝既是宣统帝直系长辈之中最后一个当过皇帝的人，同时也是宣统和他入嗣的同治、光绪两位皇帝最近的共同祖先。

虽说没在紫禁城听过经筵日讲，但是作为天潢贵胄，这一点政治敏感还是有的。所以，嘉靖否决了内阁拟定的“绍治”年号，而是选取了出自《尚书》里的“嘉靖殷邦”，作为自己时代的标志。

既然搞不了潜规则，那就好只明着来了。因此，在议定正德皇帝的谥号和庙号的时候，杨廷和就援引汉哀帝和宋英宗的先例，要求嘉靖帝以明孝宗和张太后为父母，称呼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叔父叔母。杨廷和既然引用了宋英宗的例子，那他自然也知道宋英宗年间的“濮议”事件，所以有必要给小皇帝多加点压力。

因此主管此事的礼部尚书，又领衔六十多名朝臣共同上奏，要求嘉靖帝称呼孝宗为“皇考”，称呼亲爹兴献王为“皇叔考”，并且声称朝臣之中“有异议者即奸邪，当斩”。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“大礼仪”事件。

一开始，面对文官集团的群起围攻，只有15岁的嘉靖帝确实做出了一些too young too simple的举动，像派太监拿着金子去贿赂礼部尚书，请杨廷和进宫“喝茶”之类的。但是很快，天资聪慧的嘉靖帝就摸清了权力斗争的门道。

面对礼部尚书再次奏请，嘉靖帝选择“留中”。所谓“留中”，意思就是皇帝把大臣的奏折留置宫中。这一封奏章你说皇帝看到了吧，他确实看到了，因为递上去了。你说没看到吧，也可以算是没看到，因为皇帝永远不会处理，这封奏折既不会反驳，更不会批准。这操作就大有深意了，15岁的少年天子，63岁的垂垂老臣，哪边更有胜算？更何况，此时的杨廷和已经当了十年内阁首府了。

接下来的事可以用峰回路转来形容！当年7月，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支持嘉靖帝。张璁认为，嘉靖帝继承的是皇统，而不是黄嗣，也就是所谓“继统不祭嗣”。这皇统传承并不一定非得要父子相继。然后，在赋闲家中的前吏部尚书杨一清的鼓励下，湖广巡抚席书也上书朝廷，认为中国传统礼法的综祧制度之中，一直有“长子不出继”的规矩。宋英宗是濮王的第十三子，而嘉靖帝却是兴献王的独子。

此后，朝中风向开始逆转，已经厌倦了朝堂斗争的杨廷和看到风向转变，就主动辞职回家了。然后嘉靖的父亲就被尊为“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”，而他的母亲则加上了“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”的尊号。同时嘉靖的祖母，也就是宪宗成化皇帝的妃子，也被加上了“皇太后”的尊号。四个月之后，嘉靖帝下诏，去掉了亲生父母称号中的“本生”二字，彻底否认了兼祧弘治的身份。于是朝中大臣们在杨廷和的儿子：翰林院修撰杨慎的鼓动下，两百多人一起在左顺门，也就是今天北京故宫的协和门外，一起跪请嘉靖帝地收回成命。

这时候，已经基本坐稳皇位的嘉靖帝，放弃了干嘴仗，选择直接使用武力。他命令锦衣卫把这两百多个大臣全部逮捕。四品以上的官员回家停职待罪，五品以下的直接就关进了锦衣卫的诏狱。八天之后，嘉靖帝下旨，回家待罪的官员一律停职停奉，而那些被关进诏狱里的全都押出来，在午门外集体打了回屁股，其中16个人最终重伤不治。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一幕。

然后嘉靖帝为自己的母亲加上了新的尊号“章圣慈仁皇太后”。等到了九月，嘉靖帝更是更定大礼，也改称孝宗为皇伯考，生父为皇考。于是从此之后，这老朱家的太庙里就多了这么一位，一天皇帝都没当过的明睿宗献皇帝。至此，历时三年的“大礼议”事件，以嘉靖帝的完胜而告结束。

后世很多人都认为，嘉靖帝的主张更符合人性和伦理，是他重视父子天伦的孝顺的体现。其实这倒也未必，除了张璁和嘉靖帝一样，抓住了杨廷和拟定的“武宗遗诏”里“嗣皇地位”这个漏洞之外，席书提出来的“长子不出继”并不站得住脚。因为在中国传统宗祧制度之中，还有一条比“长子不出继”更为重要的原则，就是“小宗可绝，大宗不可绝”。

孝宗系是大宗，所以不能绝嗣。因此为了避免孝宗系的大宗绝嗣，即便嘉靖帝入嗣会导致小宗兴王系绝嗣，也应该首先保证大宗的香火传承。所以说，在这场“大礼仪”之中，嘉靖帝真心捍卫的，至少并不是什么天理人伦。只有权力斗争是真的，其余都是假的。

利用“大礼议”事件，嘉靖帝对朝中的文武百官进行了一次大清洗，光是因为左顺门事件被处理的官员就多达四品以上86人，五品以下134人。而迎合嘉靖帝心意的官员，则是纷纷得到了提拔。席书从湖广巡抚被调回京师，出任吏部尚书。之后又加授了三孤之一的少保，地位之高，朝中无人能及。甚至就连席书病重辞职之后，嘉靖帝仍然加授他武英殿大学士，在京师赐下宅邸。席书病故之后，不仅追赠太傅，甚至还破例赏赐他一个儿子直接出任尚宝寺丞，官居六品。而率先上疏支持嘉靖帝的张璁，更是从南京刑部的一个六品主事，一跃就成为了正三品的詹士府詹士。之后更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登台入阁，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内阁首辅。从明成祖永乐皇帝设置内阁算起，延续了120年八代帝王的君臣共治就此结束，大明皇朝又重新回到了太祖洪武帝的那个圣心独裁时代。

嘉靖帝在位四十五年，这四十五年里，大明朝一共有过十四位首辅。这其中，前五年里面，杨廷和等四位首辅都是在正德朝入阁的，算是“武宗旧臣”。之后的杨一清和张璁，都是得益于在“大礼议”之中为嘉靖帝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再往后的嘉靖帝，乃至于之后隆庆两朝的历任内阁首辅，他们无论为官是贪是清，无论身后的名声是忠是奸，他们进入内阁的原因却都非常的一致，那就是“青词”写得好。

这个青词就是道教在举行蘸典的时候，一种献给天神的祈祷文。因为这种文章通常都要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，所以被称为是青词。虽说青词要求写成四六骈文和八股文不尽相同。但是，作为从科甲考场里一路过关斩将、杀出重围的这些翰林爷们，改改文体，在“艺术创作上”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，关键是心里的那道坎。

众所周知，这大明朝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们，一向以有骨气闻名。那么能让这些“心怀天下”的朝廷栋梁们，至少看起来是心甘情愿的为了皇帝的私人爱好，去寻章摘句，皓首穷经，这绝对是沉浮的表现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对于拍马屁都有一种误解。人们有时候确实很难理解，那些一眼看上去就十分蹩脚可笑的马屁是如何大行其道的呢？拍你两句说你好，你就天真的认为自己好了吗？这但凡是能有个中专以上的学历，也不能相信啊。

其实不然，很多时候处在权力斗争疆场上的统治者们，需要的就是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蹩脚马屁。越是谄媚到无耻，就越受欢迎。这并不是“肉食者鄙”，而是因为马屁拍的越是蹩脚，越是惹人发笑，这种纳投名状的态度也就越加的鲜明。就像林冲要上梁山，王伦必须要他先去劫次财、杀个人一样。这一刀下去，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。所以说，真正高层次的马屁，并不是端茶倒水，捏腰捶腿，而是要选边站队。嘉靖帝让朝臣们写青词，也是一样的逻辑。所以，那些误认为嘉靖帝在位四十多年，只知道炼丹修道就是不办正事的观点，那才是对历史最大的误读。

大明王朝的这位世宗皇帝，他老人家除了修斋建蘸信老道之外，权力斗争那也是玩得溜极了。以杨一清为首辅，后面就得续上个张璁；等张璁成了首辅，就得提拔个夏言；再等夏言成了首辅，就得往内阁里塞个严嵩；等到了严嵩在内阁一手遮天的时候，就赶紧再搭配上个徐阶；至于徐阶身后，那不还候着一位高拱了嘛！嘉靖朝的内阁里，永远都有着泾渭分明的两派，无论是首辅想要长保禄位，还是次辅琢磨着“积极进步”，这全都得仰赖皇帝陛下的恩典。

因此，嘉靖朝所谓“严党”和“清流”的斗争，虽然也是你死我活，但是斗争的双方拜的却是同一尊神，念的也是同一本经。这就是嘉靖帝的驭人之术：挑动大臣斗大臣，权力斗争的矛头就永远不会指向皇权。

当内阁的首辅次辅，满脑子想着的都是如何扳倒对方，从而在内阁中大权独揽的时候，他们就没有时间去回忆起来，在弘治爷、成化爷在位的时候，内阁的权利可比现在大多了。那么嘉靖帝这一番降服群臣，大权独揽的“完美胜利”，又取得了怎样的治国效果呢？效果当然是明显的，那就是被海瑞评价是“嘉靖者，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”的“嘉靖中兴”。

根据史料统计，在武宗正德朝以及嘉靖朝初年，每年明朝国库太仓银库收入大约是在白银67万两左右，而随着嘉靖帝在“大礼议”事件中大获全胜，开始乾纲独断之后，明廷的财政就迅速出现了巨大的赤字。到了嘉靖二十三年，甚至一年就出现了高达373万两白银的赤字。此后，每年的财政赤字虽然有所减少，但是一直都处在入不敷出的状态。直到驾崩的前一年，嘉靖帝还给大明国库新添了一笔150万两白银的亏空。

当然，这其中，老朱家子孙繁盛的藩王们也负有很大责任。根据学者的统计，明朝后期，朝廷养活一家一姓宗室子弟的开销，竟然已经超过了后来清朝养活整个统治民族的旗饷。但是，明朝宗室开销的问题是明朝一直就存在的问题，并非是嘉靖朝独有。而且嘉靖帝登基之初，就下旨全面取消了外戚世袭罔替的爵位，即便是自己的亲堂舅也不例外，这已经算是尽量在削减皇亲国戚的俸禄开支了。真正费钱的还是嘉靖皇帝自己。嘉靖帝崇信道教的烧钱爱好，可以说是世人皆知。

根据《明史》记载，光是一次斋醮所用的蔬菜，就要花费一万八千钱。嘉靖帝三十七年，嘉靖帝下旨户部，每年从国库调取一百万太仓银，播给皇帝的私人内帑：内承运库。而且明令不许拖欠。相比之下，正德朝每年调入内帑的太仓银只有五十万两。除了宗教爱好之外，嘉靖帝还有另一个烧钱爱好，就是大兴土木。按照《明史》里的总结，就是“世宗营建最繁”。

嘉靖二十一年“壬寅宫变”之后，差点被宫女勒死的嘉靖帝对紫禁城有心理阴影，所以就搬到了位于皇宫外的西院，也就是今天的中南海居住，直到驾崩前夕。在此期间，嘉靖帝先后花费了六七百万两银子，去扩建西苑的万寿宫和玉熙宫。不仅是对于生前居所，对于身后之事，嘉靖帝那也是非常舍得花钱。嘉靖帝的永陵在明十三陵之中，可以算得上是鹤立鸡群。永陵的规制格局，仅仅是略次于建于大明盛世的永乐皇帝的长陵，而伟丽精巧实有过之。

整个永陵的修建，一共耗费白银八百多万两，高峰的时候光一个月就需要耗费白银三十万两。而当时工部的库存银只有一百万两，所以工部就通过内阁奏请嘉靖皇帝拨内帑，来修建皇陵。怎么说这也是他老人家自个儿的“万年吉壌”，不该自己掏点银子吗？可是嘉靖帝不这么觉得，他觉得这属于国家公共工程。所以对于工部奏请“借内帑银百万”的请求，嘉靖帝断然拒绝，并且批复说：“内帑银乃备宫中用者，不准发”。

嘉靖对于皇帝私房钱的态度，不仅和他的祖父成化帝“资国用，备缓急”大相径庭，而且和永乐帝的“内库所贮皆天财，待赏有功”相比，那也是高下立判。最终大臣们只好奏请“广纳事例银，以济陵工”，也就是说卖官换钱，用来修皇陵。对于这个建议，嘉靖帝倒是欣然接受。只可惜卖官鬻爵的这点钱，仍然是杯水车薪。

于是天资聪慧的嘉靖帝，就创造性的发明了一个新的赚钱捷径：加派。所谓“加派”，就是在正常税收之外，临时性的增加额外税赋。当然，临时到什么时候，这就看皇帝陛下的心情了。而嘉靖帝发明的这个加派，也成为了最终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：加派三饷的政策源头。

不仅是自己的陵寝，“孝顺”的嘉靖帝，对于他爹兴献王的陵寝也是非常上心。在赢得了“大礼仪”之争、给亲爹挣下了皇帝名号之后，嘉靖帝征调了2万民夫，花费了六十多万两银子，按照北京皇陵的规制，改建了兴献王的陵墓，这就是位于今天湖北钟祥的明显陵。

当然了，这时候难免会有一些“道长理解者”，要站出来为嘉靖帝鸣不平。嘉靖朝也是有很大一部分银子花到了正经地方，就是军事开支。确实，嘉靖朝的“南倭北虏”非常严重，每年耗费了明朝大笔的赋税。可问题是，这嘉靖朝的“南倭北虏”是从哪来的呢？如果不是嘉靖帝在宁波争贡事件之后，为图省事，去搞什么“一封了之”的“自主限关”，断了东南沿海数万、数十万士民的生计，“东南鱼米之乡”又哪来的“真倭十之三，从倭者十之七”的倭患呢？如果不是嘉靖帝贪图安逸，听信了严嵩的谗言，处死了力主收复河套的夏言和曾铣，把塞上江南拱手让人，土默特的俺答汗又是如何获得了侵扰汉地、兵临北京的机会和可能呢？

确实，嘉靖朝面临的“南倭北虏”非常严重，糜耗了大量饷银。但是嘉靖朝大明帝国外部环境的恶化，首先是因为嘉靖帝本人举措失当招来的灾祸，这绝不是轻轻一句“敌人凶险狠毒，颠覆我邦”，就可以划过去的。

的确，单是从掌控人心、权谋机变的角度来说，中国两千年帝制史，数百位帝王，确实难有出嘉靖帝之右者，甚至是跟那些开创了一朝盛世的开国皇帝们相比，在权谋斗争这一点上，嘉靖帝也是丝毫不落下风。

用《明实录》里的话来说，就是嘉靖帝“性明断，多大略，识达治体”，“虽深居渊穆，而微柄不移”，“真可谓神圣不世出之主矣”。然而，嘉靖帝虽然有作为明君的才具和资质，但却并没有留下明君的身后之名。那是因为他心里装着他的帝王威严，装着他的权谋诈术，装着他的长生之愿，却唯独没有装上天下臣民，九州苍生。

嘉靖帝的确聪明的很，但是他却把他所有的才华都用在了满足自己一己私欲上了。他有耐心、有权谋、有胆识，不仅能谋，而且善断。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祖制，只要是违背了他的意愿，妨碍了他的权柄，他都有能力去变通，甚至是废弃。

嘉靖帝聪明，就是太聪明了，聪明到一个人就可以玩转大明朝廷。嘉靖帝超脱，就是太超脱了，超脱到已经对于臣民赞誉，青史留名，失去了兴趣。

明成祖永乐皇帝虽然杀侄夺位、篡夺天下，但是他心里一直有着一个做千古名君的宏愿，所以虽然他不吝屠戮，但是仍然一直在内心努力的约束自己。而在嘉靖帝的心里，除了他自己大权独揽，长命百岁，真的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值得他在意的事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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