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庆帝算明君吗，嘉庆帝是明君还是昏君？

因为嘉庆帝的施政理念过于保守，毫无创新可言；魄力不够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措施。近代以来，部分清史学者认为，清代的衰落始于乾隆晚期。乍一看，这样说似乎没错。但其实大大不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向前代，而丝毫不让后人担责。譬如，众所周知，康熙帝晚年倦政，加之九子夺嫡，朝堂之上斗争激烈、各地贪腐屡禁不止、国库亏空所在皆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雍正帝上台后大力推行各项新政，包括“摊丁入亩”、“耗羡归公”、“官绅一体纳粮”等政策，消弭内部党争、刷新吏治、改革体制，这样一番大动作下来，整个朝廷又生机勃勃。

其实，在嘉庆帝亲政之后，他所面临的局面跟雍正帝上台后形势差不多。唯一不同的就是西南地区有白莲教起义；对外贸易方面，鸦片进口持续增长，但也远远没有达到道光帝当政时的那种水平。

而且，即使就白莲教起义本身来看，自从1798年（乾隆帝88岁，仍在幕后遥控），教首王聪儿、姚之富牺牲后，起义已经逐步转入低谷。

1799年，乾隆帝驾崩，嘉庆帝掌握实权。

客观的说，他老爹在军事方面还是给他留了一笔不错的“遗产”——明亮、勒保、额勒登保、德楞泰等悍将仍在，别小看这些人——话说这些人可都是当年跟着福康安、海兰察翻越喜马拉雅山打过尼泊尔，后来又剿灭过凶悍无比的云、贵、湘西苗民起义军的人，还是有两下子的。比如，1800年的江油马蹄岗之战，这一战关系到白莲教起义军的生死存亡！教军方面，最凶悍的将领冉天元指挥起义军在马蹄岗群山之间设伏，专等清军进套！

果不其然，德楞泰带着精锐清军（满蒙八旗）一头钻进来！结果被冉天元指挥教军四面围攻！危急之时，德楞泰身边只有几十名亲兵跟随，其余的人马都被起义军打散了、各自为战，结果“德楞泰下马据山巅，殊死战”，最终亲自冲锋，生擒冉天元，转败为胜，轰动一时！

在经济方面，乾隆给他儿子留的底子总体上看还是比较厚的。乾隆帝退位时，国库存银还有近7000万两。虽然镇压白莲教起义，军费达上亿两，但每年的税收稳定，国库还是有盈余，至嘉庆九年起义平定之时，国库存银为1946万两。到嘉庆二十五年，国库存银再次跨过3000万两大关。实话实说，乾隆给他留的底子其实并不算差。相比而言，康熙给雍正留的底子不一定就比这个好。

为什么说嘉庆帝是一个庸君呢（非昏君），主要原因就一条——嘉庆帝自始至终都没有对他爹留下来的制度，包括经济、漕运、军备、外交、吏治等任何一个方面，做出过任何实质性的变革，而是看着这栋大厦日渐腐朽。比如，漕运问题。乾隆末年，漕运已经出现了问题，至嘉庆年间问题加重。

自宋代开始，漕运已经逐步成为“南粮北运”的重要手段。这种趋势在元明清三代逐步加强。但是，漕运涉及到中间转运的各个省份和众多关卡，一船粮食从江南地区最后到达目的地北京通州，这中间涉及诸环节弊端丛生。而且，整个漕务机构臃肿，人浮于事，效率低下，致使国家受损，人民受累；不仅如此，漕运的运转还严重影响对黄河的治理，沿途农田水利的建设和南北商业贸易的发展，嘉庆时的漕运已经病入膏肓，亟待改革。

改革的办法其实很简单——直接把漕运改为海运就可以了。这样一来，中间的环节少了，运输费用也大幅降低了，沿途劳民伤财的事也没有了，一举多得！多好！可就是这么个事，嘉庆帝迟迟无法决断。一直拖着，拖到他儿子道光帝上台，才决定把漕运转为海运。

由此可见，嘉庆帝的保守和决断力之差劲。再比如，外交方面。自乾隆晚期以来，世界历史逐步进入近代。乾隆晚年，1792年，英国大使马嘎尔尼率200多人的代表团访华，提出贸易要求。

虽然乾隆没有答应，但好歹还是给英国国王回了书信，并热情款待了英国使团。

而且，顺、康、雍、乾四代君主，就其个人而言，都非常喜欢西欧的技艺。

比如顺治帝命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执掌钦天监；康熙帝本人酷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，身边的白晋、张诚等法国传教士极多，多次与法王路易十四书信往来；雍正帝热带西方油画，宫中有多张雍正油画像，而且雍正帝还不止一次派员出使俄国（雍正六年、八年两次派大臣出使俄国，至莫斯科）。

乾隆帝更加不用说，极其喜爱西洋枪械、时钟、建筑。圆明园大水法就是乾隆帝亲自命西洋传教士设计、建造的、具有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。

但是，到了嘉庆帝这里。嘉庆本人极其厌恶西洋人。

这直接导致了清宫中的西洋传教士数量急剧减少。从乾隆年间的上百人下降到嘉庆年间的个位数，至嘉庆中期以后，清宫中已经没有西洋传教士了。

1816年，英国再次派出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访问中国。7月，英国使团到达了天津。

但是，最终因为阿美士德拒绝向嘉庆帝行三跪九叩大礼，被驱逐回国——话说，当年他爹乾隆也没这么倔，单膝下跪得了呗。

随后，嘉庆帝又给英使团带去了最后的谕旨：

一，英王输诚向化，笃于恭顺，皇帝深为愉悦；二，使臣无礼，是以遣回；三、中英两国相隔遥远，遣使远涉，良非易事，以后不必再遣使来。

咋说呢？嘉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旧派。乾隆离开了以后给他留下了一堆烂摊子，乾隆给他留下了一个和珅杀了，得了几个亿银子补充国库，但是和珅卖官贪污留下的隐患呢？乾隆大肆花费留下的窟窿呢？乾隆时期农民开始民不聊生，白莲教兴起引起的叛乱呢？乾隆年间逐渐锐化的满汉矛盾呢？

嘉庆一个都没有解决，白莲教是解决了，但是让国库的窟窿更大，各地的灾害没有能力镇压，各种贪官杀之不尽，乾隆留下的窟窿，嘉庆一个都没有彻底解决，只能够看着形势慢慢变烂，直到滑下深渊。

然后在嘉庆后面的道光皇帝，鸦片战争开始，满清就开始滑落深渊。

满清的衰落，是从乾隆中后期和珅敛财卖官，官场开始贪污，白莲教兴起开始的，嘉庆就站在乾隆的屁股后面，拼命想要把乾隆的烂摊子收拾起来，但是他一个都收拾不了，只能够勉强维持住一个能看的样子。

然后从道光皇帝开始，鸦片战争爆发，各地民不聊生，满清正式进入了末期。

然后各个列强给满清贷款给钱，收关税海税高利贷保护费，活生生又帮满清续了几十年的寿命。乾隆离开了以后给他留下了一堆烂摊子，乾隆给他留下了一个和珅杀了，得了几个亿银子补充国库，但是和珅卖官贪污留下的隐患呢？乾隆大肆花费留下的窟窿呢？乾隆时期农民开始民不聊生，白莲教兴起引起的叛乱呢？乾隆年间逐渐锐化的满汉矛盾呢？

嘉庆一个都没有解决，白莲教是解决了，但是让国库的窟窿更大，各地的灾害没有能力镇压，各种贪官杀之不尽，乾隆留下的窟窿，嘉庆一个都没有彻底解决，只能够看着形势慢慢变烂，直到滑下深渊。

然后在嘉庆后面的道光皇帝，鸦片战争开始，满清就开始滑落深渊。

满清的衰落，是从乾隆中后期和珅敛财卖官，官场开始贪污，白莲教兴起开始的，嘉庆就站在乾隆的屁股后面，拼命想要把乾隆的烂摊子收拾起来，但是他一个都收拾不了，只能够勉强维持住一个能看的样子。

然后从道光皇帝开始，鸦片战争爆发，各地民不聊生，满清正式进入了末期。然后各个列强给满清贷款给钱，收关税海税高利贷保护费，活生生又帮满清续了几十年的寿命.在乾隆皇帝统治后期，大清帝国走上了文治武功的巅峰。

乾隆以“天下共主”的身份，牢牢掌控着这个1453万平方公里之遥的多元复合帝国。在中原，他是皇帝，依靠庞大的官僚群体和儒家价值观治理内地十八行省。在东北，他是满族族长，将此“龙兴之地”作为旗人的自留地，推行军政合一的治理模式。在蒙古草原，他是大可汗，依托游牧民族特有的社会秩序和藏传佛教主导下的精神秩序，统治蒙古诸部族。

在青藏高原，他是“文殊菩萨大皇帝”，给予西藏“政教合一”的高度自治权，并通过驻藏大臣对达赖、班禅等大小活佛进行监督和仲裁。在西域，他是征服者，通过派遣驻军、设置将军和依靠当地“伯克”共同治理的方式，对维吾尔、哈萨克等民族施行强有力的统治。在帝国的外围，环绕着朝鲜、缅甸、越南、尼泊尔、琉球等藩属国，共同捍卫大清的“共主”地位。

20多年后的嘉庆十八年（公元1813年），当嘉庆皇帝回顾“癸酉宫变”后的帝国，看到的却是一幅岌岌可危的景况。帝国的核心地区——中原已危机四伏，民生问题、土地问题、腐败问题、怠政问题、信仰问题、军备问题、财政问题、金融问题等矛盾问题交织并行、日甚一日，让帝国一步步滑向不可测的深渊。

为了挽救帝国于危亡，嘉庆皇帝爱新觉罗·颙琰迅速行动起来。

“癸酉宫变”后的5天内，嘉庆帝先后开革了6名大学士中的3位、12名尚书中的3位，斥退1位亲王，半年后又将1位亲王夺爵论罪。

九月十七日，发动“癸酉宫变”的林清被捕当天，嘉庆帝撰写颁布了《遇变罪己诏》；九月二十四日，撰写颁布《酌减令节礼仪谕》；九月二十七日，撰写颁布《尽心竭力仰报天恩谕》；十月三日，撰写颁布《报天恩、肃吏治、修武备谕》；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撰写颁布《致变之源说》、《原教》、《行实证论》，一场轰轰烈烈的整肃行动就此全面展开。

这场整肃行动，主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：在吏治方面，大力纠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提拔任用清正廉洁、雷厉风行的能吏，革除滥竽充数、腐化堕落的庸员；在财政方面，清查各地财政亏空，推行裁兵节饷，整饬漕运和河道贪腐乱象；在社会风气方面，痛斥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，以身作则提倡勤俭节约，打击铺张浪费；在信仰方面，进一步用严刑峻法打压各类邪教组织的嚣张气焰，杀一儆百、拨乱反正。

平心而论，嘉庆皇帝的整肃，调门虽高，但落子很稳，把重点放在打击官僚队伍贪腐问题上，避开了最棘手的民生、土地、旗人和军队问题。

从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看，打击腐败最容易得到朝野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，阻力小、见效快，可操作性强。同时，整顿吏治也是大势所趋，因为倘若没有一支令行禁止、执行力强的官僚队伍，什么样的好政策、好规矩都推不下去。

整肃行动历时两年。两年后的嘉庆二十年（公元1815年）六月十四日，嘉庆皇帝再颁御制《勤政爱民说》。

这封诏书中，皇帝痛斥官员们“为政全无实心，爱民并无实惠”，“此等具臣，即尧舜禹汤武遇之，亦难图治，况中材之主乎”？

把皇帝的话翻译成白话文：即便尧、舜、禹、汤和周武王等上古贤帝复生，遇到你们这班混账大臣也毫无办法，何况我爱新觉罗·颙琰这样一个中等水平的皇帝呢？

这道诏书，标志着整肃行动以失败告终，嘉庆皇帝在把自己贬低为“中材之主”的同时，对尸位素餐的满朝文武也彻底绝望了。

皇帝怎能不绝望？两年来，他在台上说得“舌弊唇焦”，几乎要潸然泪下。台下的文武百官个个捶胸顿足，誓言要认真学习领会皇帝讲话精神，不打半点折扣地贯彻落实指示要求，坚决扭转生活作风，彻底转变工作作风。

做完了一系列义正言辞的政治性表态，大小官员们确实收敛了好些日子。然而，当他们发现朝廷惩治腐败、打击怠政雷声大、雨点小，迟迟未出台更多有效举措后，“贪、懒、松、软”等陋习迅速死灰复燃。

接下来，官场上种种怪像层出不穷：一个庸官被查办，下一位被举荐提拔的仍然是庸官，连新任职高层领导干部中也有年过七旬、无法胜任本职岗位的“水货”；皇帝刚刚严旨责问六部衙门办事拖拉，接下来各衙门居然连续5天不上奏折，美其名曰陛下圣明、天下无事；皇帝下令各道、府、州、县甄别官吏，裁汰老弱病残，却因为干活越多、犯错越多，搞成了对老实人、实干者的逆淘汰……

这些乱象的背后，存在种种客观原因。但不可否认，嘉庆帝本身应负有重要领导责任。面对满朝庸庸碌碌不作为的官员，他苦口婆心批评教育，希冀官僚们良心发现、悔过自新，却没有严格执行配套的奖惩措施；对于漕运、河道等腐败“重灾区”和“硬骨头”，他没有揪住不放、一查到底，而是高高举起、轻轻放下；对于朝廷内外“塌方式”腐败，他没有重拳出击，把老虎、苍蝇一网打尽，而是以惩治“首恶”为主，其余人等予以思想教育了事；对于违反政策原则的人和事，如果牵涉面广、矛盾问题多、惩治难度大，特别是涉及满蒙亲贵等“身边人”，他也会装聋作哑、不予追究。

嘉庆帝的吏治整肃，从一开始就定下了宽容放纵的总基调，以至于执法不严、违法难究，各种歪风邪气进一步蔓延，让原本的小毛病养成了大问题，原本的大问题演变为危如累卵的重症。

就这样，在诸多问题中原本很不起眼的鸦片贸易，一步步从疥癣之疾成长为心腹大患。

早在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，清政府就下令禁止鸦片进口，但鸦片走私屡禁不止、愈禁愈为，呈现几何级数增长态势。

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，清政府制定颁布官吏、兵弁及人民吸食鸦片治罪则例，却发现有大内侍卫和太监在紫禁城内非法吸食鸦片。

嘉庆二十年（1815年），清政府制定查禁鸦片烟章程，规定凡至澳门的西洋货船必须按船查验，严禁私自携带鸦片，想堵住鸦片走私的源头。然而，当外商将鸦片船停泊在公海时，数以千计的民船飞驰前来交易，更有大清水师暗中收费护航，当年大清对印度贸易逆差即达130万两白银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自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三年（1817－1833年），英国靠鸦片贸易仅从广州一地就运走了5196余万两白银。

土地、民生、财政、军队等老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缓解，鸦片贸易等新矛盾又迅速激化。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，嘉庆皇帝很清楚，靠寻常手段已经无法挽救沉疴的帝国了，非得痛下决心厉行改革不可。

在大清帝国，改革有过成功的先例。嘉庆帝的祖父、雍正皇帝就曾大刀阔斧清查亏空、积欠，推出养廉银、耗羡归公和摊丁入亩制度，整肃了吏治，深刻变革了帝国经济秩序，同时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冷酷刻薄的声名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改革有更多失败的案例。爱读史书、号称“上下三千年，治迹目了然”的嘉庆皇帝，很清楚成功的改革寥寥无几，而像王莽改制、隋炀帝改革、王安石变法等失败的改革却车载斗量。

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嘉庆皇帝，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它要打破旧格局旧秩序，重新调配社会资源，难免会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，必然会遭到整个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噬，引发社会摩擦、动荡，甚至酿成政变、激发战乱。

为了缓和矛盾，政府高层推出一项改革措施之前，通常会反复磋商酝酿，有的还多次征求意见，甚至经过多轮改革试点，按理说已具备了相当强的理论和实践基础。然而，当改革真正全面铺开后，其效果往往出乎改革者的预期。

北宋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，本意是在青黄不接之际，以低利率将钱粮贷给百姓渡过难关，从而遏制高利贷盘剥，打击土地兼并。这项改革举措，曾在浙江鄞县等地进行试点，并大获成功。但是，当青苗法通行天下后，却产生了出人意料的结果。由于中央将青苗法落实情况作为地方官重要考核指标，官员们为了政绩而高招迭出：有的官员将贷款数额作为硬指标、硬任务层层分解下放，摊派强逼百姓借贷，让百姓们苦不堪言；有的官员打着为国库增收的幌子，肆意提高贷款利率、延长贷款年限，条件甚至比高利贷还苛刻；有的不良官吏借放贷还贷之机，敲诈勒索百姓，搜刮民脂民膏，害得不少老百姓家破人亡。

执行层面的偏差，使青苗法背离了改革者本意，沦为荼毒天下的恶法。

但在历史上，青苗法绝非个例，结局与立意相悖的改革比比皆是。其中最富于戏剧性的，莫过于明末裁撤驿站改革。

明末崇祯年间，由于小冰河时期天灾和明清战争影响，中央财政连年入不敷出。为改善财政状况，朝廷拿出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改革措施，裁撤驿站就是其中之一。

驿站，本是大陆交通线上的临时休息点，专供传递军情者和过往公职人员食宿休息。然而，明末驿站管理混乱、靡费深重，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。其弊端主要有：各级大搞迎来送往，官员出行车马随从动辄数十上百，食宿接待超规格、超标准，让财政不堪重负；许多官员“公器私用”，滥发驿站文书执照，使原本保障公务活动的驿站变成亲戚朋友私人旅游的接待点。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就是靠着驿站的免费食宿，才能游遍大明，写出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
朝廷决意裁撤驿站，本意是裁减多余的机构和冗员，将节省下来的百万两白银用于军费和维稳支出，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具有相当强的合理性。不仅如此，驿站改革还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：名臣海瑞曾提出了改革驿站的建议，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曾主导推进过驿站改革。

可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次驿站改革导致大批驿卒失业下岗，而朝廷也没有计划为这些“小人物”的再就业提供保障。结果，许多驿卒衣食无着，被迫走上了造反的道路。明末左都御史唐世济就曾将驿卒与乱民、难氓、饥黎并列为“流寇”的四大源头。李自成，这个当时寂寂无闻的小人物，即是被裁撤的一个小驿卒。

财政困难－－裁撤驿站－－驿卒下岗－－李自成起义－－明朝灭亡。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，带有一定偶然性，确属小概率事件。不过，改革本身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，一旦某个关键因素没有考虑到，或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都可能如蝴蝶效应般引发连锁反应。因此，历史上绝大部分改革，都发生在国势倾頽的关键节点，有的甚至是拿死马当活马医的拼死一搏。在嘉庆皇帝心中，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堪称一把“大杀器”。

尽管大清帝国“纲纪弛废、臣僚冗劣、人心不附、兵力已衰”，但不到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他都不愿意贸然启动改革，生恐一刀下去，病没治好，帝国先呜呼哀哉了。当然，他还有更为现实的担忧：整肃吏治都搞得虎头蛇尾、半途而废，强度更大、波及面更广、利益调整更尖锐的改革能够推行得了吗？当嘉庆皇帝犹犹豫豫、患得患失之际，地球的另一端正在发生沧桑巨变。

19世纪初，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颁布了《民法典》、《商法典》、《刑法典》，从法律上粉碎了西欧封建领主制度，巩固了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和社会秩序；绵延近二十年的拿破仑战争，使得西欧诸国普遍进行了军事改革，从封建雇佣军制向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军队转变；大英帝国开始推进“工业革命”，世界第一台蒸汽机车于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研制成功；就在同一时期，英国控制了大半个印度，积极谋划向缅甸、阿富汗进军……

站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上，天理教事件无疑是大清帝国内政改革的最佳契机。

当时，嘉庆皇帝年富力强，行政经验丰富，掌握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；西欧诸国刚刚开始改革、无暇对外扩张，没有外部势力有能力干涉中国内政，国际形势十分有利；“癸酉宫变”深深震撼了满朝文武，大家对自上而下的变革有一定心理预期；民间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也期盼改革，希冀生活由此得到改善。综合衡量，改革有着较好的思想基础和民意基础，其条件之卓越、时机之恰当，相较内忧外患交织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，不啻天壤之别。

然而，当形势允许从容部署展开改革时，统治者总以为还有更多时间可供考虑、筹谋、酝酿。等危机真正来临，他们才恍然大悟要立即推进变革，但最好的时机已错失了。就这样，这场西方势力入侵前的体制内变革，在嘉庆皇帝的犹豫徘徊中，最终不了了之。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，嘉庆皇帝撒手人寰，他把衰败的帝国和改革的希望交给了继承人——在“癸酉宫变”中力挽狂澜的爱新觉罗·旻宁、未来的道光皇帝。

二十年后，鸦片战争打响，道光皇帝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南京条约》。又过了二十年，英法联军的军靴雄赳赳气昂昂踏入北京紫禁城，“汉、唐、宋、明未有之事”再度上演。

大清帝国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。康乾盛世后的嘉道中衰；大清国嘉庆元年，乾隆帝宣布将皇位禅让给嘉庆帝，而乾隆帝则以太上皇帝自居。虽然此时的嘉庆帝已经登基做了皇帝，但是，历史还没进入嘉庆时代。因为，大清国，真正说了算的，还是乾隆皇帝，而嘉庆，只不过是乾隆帝的傀儡罢了，甚至连嘉庆帝的宠臣和珅，嘉庆帝都畏惧三分：因为嘉庆帝生怕自己哪里做错，被和珅抓住把柄，然后告发到乾隆那里，这样，自己肯定会被废黜。而皇帝被废黜，意味着，死亡，也不远了。而就在嘉庆登基这年，白莲教（天理教）的教徒们，也给嘉庆帝送上了一份“贺礼”：嘉庆元年，白莲教起义爆发。而皇帝登基元年就爆发大规模民变，从这不难看出，尽管前一年还是名义上的康乾盛世，但是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，已经充分说明：最起码嘉庆元年，不是盛世了。后世的历史学者，将嘉庆帝——道光帝在位期间，称之为嘉道中衰。作为太子，和皇帝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，因为历史上，太子能顺利当皇帝的，比例其实很小。而皇帝和掌握实权的太上皇帝之间的关系，要更加微妙了：太上皇帝掌握实权，其实就已经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了，而失去掌权法理的太上皇帝，对没有实权的皇帝，其猜忌程度，可想而知。而嘉庆帝就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熬了四年，直到嘉庆四年，才把乾隆帝熬死。而这四年时间里，嘉庆帝一切都看乾隆帝的脸色：比如嘉庆的皇后去世，嘉庆不敢操办丧事儿，比如乾隆不笑，嘉庆不敢笑。嘉庆仿佛是乾隆的木偶一样，就这样，嘉庆煎熬了四年。而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煎熬四年，这不是一般人的意志力所能做到的，从这点来说，嘉庆帝不是一个平庸的人，如果平庸的话，估计等不到嘉庆四年，嘉庆帝就会成为废帝。

嘉庆帝不平庸，但是，嘉庆帝不适合做皇帝。因为一个人意志力强，能做到坚忍固然不容易，但这些距离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皇帝，还差的很远。当一个合格的皇帝，不光要意志力强，要坚忍，还要有一定的理政水平。嘉庆帝接手的大清国，处于励志腐朽，民变不断的状态，而嘉庆帝对这一切都做不到任何的改善。最终，大清开始不可遏制的衰落下去了。这算是一种历史趋势吧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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